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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见证20世纪中国连环画的起与落

——郭同江连环画创作历程探

慕容小红

20世纪中国连环画曾经历过几个大的阶段:解放前、第一繁荣期、文革畸变期、第二繁荣期、衰落期。本书所探讨的对象新中国第一代农民画家——郭同江,其一生,正见证了这段历史的起与落。

郭同江,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大盛乡人,生于1925年。他的连环画创作始于1949年前后,终于1990年,历时41年。期间,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与新中国连环画史的40多年同起同落,共生共荣,成为了新中国前40多年连环画史真实写照的一个典型个案。

下面,笔者尝试通过整理、分析,窥探郭同江一生不同时段的社会背景、创作经历、艺术特色、成就及创作变迁历程等。

 

1、1925-1949年  郭同江人生观、世界观的孕育成长阶段

1925年,郭同江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大盛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人生。

1925-1949年,郭同江正值人生观、世界观、兴趣爱好的孕育和萌生;但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面临反帝、反封建、抗日三座大山;作为社会宣传的工具、教育的载体,连环画、小人书在当时悄然生成,并在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最普及读本之一,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样的人生阶段、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文化氛围,对郭同江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背景。1925年(郭同江出生的那个年代)国民革命兴起,后又爆发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伪满州国建立、华北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国土民不僚生,战事不断,社会充满着压迫、战争、屠杀、瘟疫、流血、屈辱等。

 

社会文艺需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文艺需求随着战乱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1925年前占据主流平面图画宣传市场的石印画报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迅速向“连环图画”出版业飞跃,书商们参考石印画报,纷纷推出各类小型的连环画。这类连环图书的内容短小精湛,价格低廉,通俗易懂,非常受市场欢迎,成为了当时缺乏文化知识的民众和青少年的识字工具和主要读物。当时,针对“连环图画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消费品,不是所有老百姓都买得起”的特点,书贩还想出了出租“小人书”的办法。“20世纪30年代,连环画遍布上海街头的书摊,成为了上海群众最欢迎的流动图书馆,也是当时最厉害、最普通的民众教育工具。1”这一现象后来不仅发生在上海,全国各地亦然。

 

文艺争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界以“连环画与大众文艺是否应为政治服务”的话题产生过激烈的争鸣,并影响了很多人。当时,有人认为:连环画只不过是小人书,难登大雅之堂,混淆了文学与国画的界限;而且“文艺为政治服务”,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但也有人认为:文艺应为政治服务,文艺可以利用连环画的普及流行来改造民众、教育民众,使其成为改造、引导的有力工具。当时的进步文艺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支持这一主张,它的代表人物有中国文联作家洛扬(冯雪峰)、瞿秋白、鲁迅等。这一场争论,引起了当时文艺界众多文艺工作者,包括连环画家的思考和关注。

 

文艺政策。这一时期中国最主要的文艺政策莫过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场讲话奠定了中国往后近25年在文艺创作上的主流方向及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宗旨,即“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2”的方向。而这,恰恰成为了郭同江日后创作生涯中占据独一无二中心位置的指导思想。

 

郭同江的经历

①农村“百丑图”流传及对他的影响

郭同江在《我是怎样画画的》一书中,曾提到孩提时村里出现过的“百丑图”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情!‘百丑图’是解放前农村出现的揭露官僚、地主丑行的图画,由贫苦农民画在纸上,然后趁夜里无人发觉之时偷偷贴在乡村人来人往街上的图画。百丑图有的会附上四句一段的打油诗,既有画,又有字,讽刺力度十足,非常受群众的喜欢和注目。但由于百丑图揭露了官僚、地主的丑行,击中了他们的心灵痛处,所以官僚地主会想尽办法抵制百丑图,一旦发现,严查严打,查出来甚至会将始作俑者杀害。所以农村里的百丑图十分谨慎”,“需要每画一次变换一次画法和笔迹”3,以防被查出。虽然百丑图被禁止,但它总是屡禁不止,郭同江认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农民受的苦太深了,压不住的心头恨使他们拼着生命也要用图画把心里的话画出来。有些人觉得农民画画是怪事,大概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4

 

②个人兴趣爱好的养成

郭同江的家乡广东省东莞县麻涌镇是一个朴素的粤曲文化水乡,“出门见水,举步登船,陆路交通难以连接。人们以水田耕作为主,随潮涨潮落安排作息。每当农闲和潮涨时候,乡民喜欢三五成群聚于树荫下或凉棚、祠堂里,谈天说地,说书弹唱。使有天分的曲艺爱好者越来越多5”。麻涌的这种粤曲文化备受关注和肯定,1999年,经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广东省曲艺家协会的专家评定,荣获首批《中国曲艺之乡》,在广州南方剧院接受了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的授匾。

郭同江受麻涌粤曲文化环境的熏陶,自少在粤剧方面颇有天分和造诣。麻涌人、粤曲填词家周自涛曾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麻涌粤曲‘五有’。1、村村有阵地。2、村村有队伍。3、村村有演员:4、村村有台本。5、村村有作者。其中,麻涌大盛,就有郭同江,他曾写出粤曲小品《老鼠白翼叹穷途》并自演主角,获东莞县创作一等奖,后主攻国画,是全国知名的农民画家。6”而郭同江本人在《我是怎样画画的》一书中则非常感慨地描述:“每当一天的劳动过后,假如没有紧要的活,不开夜工的话7”,“多半和一些爱好粤曲的同伴到一个贫农出身的小贩刘潮裕的家里拉拉唱唱。8”当时,郭同江还未编过戏、演过戏。但粤曲作为一种综合编、弹、画(布景)、唱、演的艺术,在其成长过程中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解放前我没有编过戏也没有演过戏,但一解放我就在解放军同志的鼓励之下用三个晚上编了一个三幕粤剧‘粉碎豪门’,自己还扮演了其中一个受迫害的人。解放军一进村子就访贫问苦,和我们开联会,对我们贫苦农民最为亲热,乡亲们叫我画画、编剧、演戏来欢迎解放军,我就找了几个同伴画画、编剧、演戏来欢迎解放军,我就找了几个同伴画起来、编起来、唱起来。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自己画布景,自己拉琴,自己也演一份。9

 

③画画的启蒙老师、粤曲同伴刘潮裕的出现以及赴广州炭相铺学画十五天的经历

需要画画,是内心的需要,但不一定就能画好。要真正接触绘画,并画好,需要天份和技艺。当时麻涌大盛乡里有一个小贩刘潮裕喜欢画画,他直接影响和引导了郭同江。根据郭同江的回忆:解放前,刘潮裕小贩常从城里带来一些画片,爱画两笔,自己在他那里看得多了,对画画便发生了兴趣,也画起画来。当时村里能画画的人不多,郭同江虽然画得不好,但别人也常找他画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0

由于萌生了绘画的兴趣爱好,而且有画画、表达的冲动,郭同江决定到广州学画。据他回忆:解放前,他曾跑到广州,打听到大新街有教画炭像的,就跑去问,人家说四担谷子学一个月,并且要学半年。但他穷、没钱,于是,他在炭相铺倒痰盂、做杂活,就靠这项工作,在那里看老师教学生如何画眼耳口鼻的,呆了十五天,就回麻涌了。11

当时,没有充分的经济条件提供给郭同江在绘画造型、技能上学习、训练,这对其解放后的美术创作及对审美、技能上的认识显然留下了重大遗憾。

 

 

2、1949-1956年  成长为中国连环画界一颗初露锋芒的新星

1949-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的最初7年。在这7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趋向稳定,从新民主主义步入社会主义,美术走向繁荣。其中,中国“连环画的自身优势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连环画家们热情高涨,努力探索,连环画艺术进入了快速有序的繁荣发展阶段。12”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郭同江慢慢步入美术创作的队伍,在他人生最充满活力、创造力和朝气的7年(也是新中国连环画史的头7年),他从未创作过连环画到投稿刊登连环画,甚至出版连环画单行本和合钉本,一步步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了新中国连环画界一颗初露锋芒的新星。

 

政治背景。这时,新中国成立伊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推翻,新型的社会主义政策推行。1953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三大政治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继进行,中国农村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尤其是新解放区的农民,封建思想比较浓厚、政治观念也很淡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模糊状态。这时国家亟需引导广大农民破除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新的思想观念,于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进村访贫问苦,镇压恶霸地主,与农民开联欢会,改善农村政策,展开一系列的农村政治运动;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宪法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运动中,对农民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教育动员,基本上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期间,连环画成为重要的宣传力量,在宣传国策和政治运动形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样的时势、环境,尤其是农村政治运动的热烈开展;国家对农民、农村访贫问苦、宣传教育,以及一系列破除封建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新观念的农村政策深深感染了郭同江;作为一名农村文艺分子,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参与到农村政治运动开展的宣传工作中。

 

文化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连环画事业作为宣教领域和文化战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连环画事业非常支持:1950年左右,文化部成立了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大众图画出版社;1951年《连环画报》(半月刊)创刊,成为我们第一个全国性的连环画刊物;1951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中央直属的美术专业出版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成立后,把原来专门出版连环画、年画等美术普及读物为主的大众图画出版社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又组建了连环画编辑室和创作组。同年,上海成立了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专门的连环画编辑室;1953年,上海将原有的190家私营出版社进行整顿后合并,成立了专门从事连环画出版创作的新美术出版社;1955年,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基础上合并了新美术出版社,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环画出版机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3”

除了连环画出版社,1950年7月,由上海市文化局、上海美协联合举办了第一期“上海市连环画学习班”,对旧连环画的作者进行培训改造。后又举办了2期。

出版方面,“仅在1951年到1956年的五年间,全国就出版连环画一万余种,累计印数达二亿六千余万册。其题材之广泛,表现手法之多样,实为我国连环画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跃。14”

当时,连环画出版社、学习班、出版物接二连三地出现,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15”。

……

新中国前7年,连环画事业在如此得到国家支持的态势下,郭同江步入了连环画的创作圈子。

   

郭同江的经历:步入连环画创作的圈子

解放前,郭同江劳动之余会选择与伙伴们唱粤曲,画布景,以消解生活的乏味;解放后,解放军进村,他会选择与同伴们狂欢,跳、唱、画、演,释放自己内心的喜悦;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郭同江开始沉静下来,与新中国一同进入“沉思期”。这时的他似乎有所意识:演戏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和人参与,但绘画可以自己把握,相对演戏更自由、自主。于是他选择了从戏曲转向绘画创作。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转变过来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脱离不了社会对其绘画探索初期的成绩肯定与鼓舞。社会对他绘画作品的认可是促使他选择从连环画创作领域走下去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九五一年的某一天”,郭同江在《我是如何画画的》一书中记录了他迈入连环画创作门槛的缘起,“我从田里回家,路过一间鸭寮,里面放着几本残破的‘华南文艺’,我随手拿起来看,发觉里面很多文章写明是农民某某作的,有些画也注明是工作画的,使我十分兴奋,我就拿去和乡亲们说:‘我还以为只有大学生才能登文章,你们看农民、工人也登文章了!’大家看了都很高兴,问里面写着什么,我仔细看下去,写的画的都是工厂、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这一来便打破了我对发表文章发表美术作品的迷信思想。16”后来不久,郭同江果真画出了第一套连环画《民兵李胜》(共12幅),而且很受村民欢迎,在群众的鼓励之下,他将连环画寄到“华南文艺”,这是他第一次向刊物投稿。这一次投稿并非一帆风顺,不久,稿被退回来了,可喜的是,退回来的原因并不是出版社否定这套连环画,而是通过指导郭同江,希望他将《民兵李胜》按连环画创作的规范要求进行修改后再寄去发表,这一事件对郭同江是莫大的鼓舞。后来,他投入于绘画的兴趣爱好中。

自转入绘画创作以后,郭同江加强了学习,以填补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缺陷与不足。他通过“华南文艺”编辑部寄来的学习资料,从中学习有关连环画、国画创作方面的知识;他通过参加广东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连环画培训班,展开了他人生第二回学美术的经历。17

郭同江学习美术,除了认真学习资料,看文学书,参加培训,在劳动之余,还坚持默写;他经常“拿一些专业画家的作品来和自己的画比较,目的是用它们来对照出自己作品的缺点,并参照它们来改正自己画得不对的地方。18”譬如,“在农村里又不容易找到绘画技术上的老师,我便找专业画家的画来看,看他们是怎样画弯着的手,找到之后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自己是袖子画得不对或其他地方画错了。我就是这样通过专家们的作品向专家们学习。专家们的各种作品无论是油画、水彩、木刻、漫画或连环画我都喜欢看。19”他毫不忌讳地说。

在解放初这7年,郭同江把握住其最旺盛的青春,把握住一切可以把握利用的时间学习、创作。经过不懈的努力,一日一日地成长。

1949-1956年,郭同江的连环画创作从尝试到成长,从最初投稿到“华南文艺”遭退稿,到后来被约稿,甚至发行连环画单行本、综合本,一天天进步,并出品了连环画《理发师》、《七婶与全胜婆》、《换车》、《一张汇票》等几十套连环画。

成长的印记不可抹杀,我们必须予于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正视这一阶段郭同江作品中明显存在的不成熟因素。黄新波在1954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婶与全胜婆》序言中就指出“郭同江的画不是没有缺点的,如有些作品(特别是以前的作品),仅仅是说明事件的经过,未进一步深入整理。人物的造型,特别是四肢和躯体的比例过长或过小,致画面上因一部分不自然而牵涉到整个失去谐和。20”黄安仁在同一本书末撰文《关于郭同江及其创作》中也指出类似的问题:“因作者在绘画的基础工夫——素描、速写上,还锻炼得很不够,使他对人物感情性格的刻画及物体的真实描写有很大的妨碍,这是一个较大的缺点。21”而且,“一些人体及物体还描写得不够准确,甚至有些透视也还有错误。画集除了连环画《七婶和全胜婆》、《在夏收里》,单幅画《爸爸得奖回来》、《你的工分也不差》、《农村剧团的演出》等外,其余各篇人物、物体的描写还嫌粗糙一点,对人物及背景的描写加工不够。连环画《一张汇票》、《多收一万元》的故事情节描写也比较简单。这些,都与作者的素描基础不够有关。我们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还要下更大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与艺术水平,逐步克服这些缺点。22”广东画院研究员麦荔红在2006年9月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图说中国连环画》中则提到:“最初他创作的连环画相当幼稚,故事往往只是一个真实的好人好事,人物也画得粗糙23”这都是这一时期郭同江连环画的主要缺点。

 

3、1956-1966年 诞生了连续出版10 次以上的连环画长篇巨作《渔女春秋》

1956 年,对于郭同江来讲,是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郭同江从麻涌大盛乡被调往东莞县文化馆工作,同年参加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被选为省美协理事,省文联委员,又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后续任二、三、四、五届),东莞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常委。身份的转变:标志着郭同江从一名地道的农民转变为一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和参政议政的人民代表。在这样的岗位身份上,郭同江眼光、眼界、接触的事情、人脉无疑比过去在麻涌镇大盛乡要宽广和专业,这对于郭同江这一阶段在美术创作上的成长、成熟、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这而立、不惑之年,郭同江凭着辛勤劳动,以辉煌的成绩,谱写了一个青春无愧的篇章。

 

政治背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整个社会形势一片大好。但两年后,中共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求快,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中国由于大跃进的不合理,陷入了连续三年经济困难期。同时,阶级斗争爆发……一系列不稳定说明社会还未真正稳定安康。农民画家郭同江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特征和形势的工农题材连环画作品。

 

文化背景。这一时期,虽然社会还未真正稳步安康,但至文革爆发前,建国以来的出版社成立热潮依然不断,连环画出版机制日益完善,连环画创编队伍经过若干年的学习和锻炼,也已慢慢从旧社会的创作观念中转变过来,步向成熟。1956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中国连环画的领军人物姜维朴的文章《要求出版更多更好的连环画》,指出目前连环画必须增加出版品种和出版数量,必须加强反映当前形势;必须提高质量,必须大力提倡连环画脚本的编写工作。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了文艺的“双百方针”,主张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艺术理论上,也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念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支持和鼓舞,使这一阶段的美术创作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譬如连环画方面,一批新人、年轻人或其它画种的专业画家加盟到这一队伍中来,连环画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郭同江的连环画创作生涯,在时代与自身因素的结合下,也步向了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郭同江的经历

1956年,郭同江一连串的身份转变,使他从一个农民业余画家转为城市文化专业工作者。他利用新的身份和人脉关系,学习、认识美术上更专业的知识,向更多专业画家讨教,而且更加投入、更加勤奋。郭同江的儿子郭振洪在回忆年少时的一件事,感慨良深:“1962年秋我10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在村卫生所看病半个月不但没有好转,而且病情越来越重,连走路也不会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还是没有告诉我父亲,她怕影响他的工作,最后医生劝告我母亲说:‘孩子病情严重,卫生所条件有限不能再拖,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应马上送到城里大医院治疗。’我母亲万般无奈只好到村大队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当时刚好我父亲在创作《渔女春秋》进入定稿时期,工作特别忙无法抽空回家接我和母亲到东莞看病,我母亲了解情况后体谅父亲的苦衷,二话没说背起我走了两个多小时的乡间小路到麻涌镇,在亲戚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六时半搭红星轮船到东莞,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治病期间我母亲对父亲说:‘到了大医院就不怕了,你安心画画吧,孩子由我照顾就可以了。’24”母亲的艰辛、母亲对父亲的体谅,以及父亲对创作工作的执着、忘我,给当时一个急需庇护、关怀的孩子既爱又恨的永生难忘记忆。

工夫不负有心人。郭同江的辛勤创作以及取得的一连串成绩和影响力很快得到了业界的肯定和见证。

1958年11月,举办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广东美术界被邀请的代表有4人,郭同江是其中一人(其余3人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黄笃维和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美术组组长、评论家周佐愚,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洪斯文),他们一同乘火车赴北京出席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会上,郭同江作为发言人,汇报了过去若干年在农业生产之余自学成才的经历;并应中央美术学院的邀请赴该校作了关于他的创作经验的报告。在报告中,郭同江就自己的创作经验、创作目的、题材选择、素材搜集等问题向全体师生进行了讲述。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评论家周佐愚回忆,当时,“坐在会场前面第一排的著名老画家叶浅予教授听了反应十分强烈,大声叫:‘好!’。由中央文化部主办的《文化报》还以‘农民画家讲学’为标题,报导了郭同江于1958年11月27日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作报告,受到学院师生热烈欢迎的情形。25”回广州后,郭同江在广州美术学院进行了第三次报告。这几次报告的内容,后来被周佐愚整理成书《我的创作经验》,在1959年5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7600册;1959年9月更名为《我是怎样画画的》,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发行,19050册。一连串的举动,令郭同江轰动一时。

1960年,全国举行群英大会,郭同江又被作为代表邀请出席,并且被评为全国文艺先进工作者。大会期间,他“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6

1960年,郭同江与东莞画家邓白一同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届理事人员还有王朝闻、丰子恺、古元、石鲁、叶浅予、关山月、亚明、华君武、何香凝、李可染、李桦、陈之佛、陈烟桥、林风眠、梁思成、黄永玉、黄新波、傅抱石、潘天寿等110人,郭同江是其一。与其同坐同起的这些都是什么人物呢?了解中国美术史的读者,想必都非常清楚,这在当时与郭同江同起同坐的109名理事,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郭同江当时能挤身于其中,从侧面反射出了他在当时文艺界产生的重要影响力,而这一点,也正是笔者产生对郭同江个案展开资料整理和系统研究的重要诱因。

………

这一时期,郭同江硕果累累,接连创作、发表了众多优秀连环画作品,如《一块界碑》、《胜叔入社》、《特务分子潜藏不了》、《王添入社》、《妈妈的心》、《生动一课》、《理发师》、《展览会》、《废料主任》、《两个队长》、《夺状元》、《过门媳妇第一天》、《好夫妻》、《拾穗记》、《捉田鼠》、《战胜洪水夺丰收》、《卖油者》、《先公后私》、《孩子的心》、《老当益壮》、《三包一奖好处多》、《渔女春秋》(连续经过10次以上出版)、《新思想新风尚》、《公社大道最康庄》、《贫农的好女儿》等,在工农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

 

4、1966-1976年 文革导致创作锐减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进入长达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10 年,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民的自由、言论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连环画的创作整体上出现了畸变:虽然在种类、发行量方面并不亚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但在发行种类、创作样式、题材内容上却十分有限。这10年,郭同江创作的连环画作品也寥寥无几,暂见只有《兄弟队》(1972年)、《一张预算表》(1972年)等几部。

 

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制遭受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科学文教事业及其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人性泯灭,民心、民意被反复轮奸。美术家、美术学院的创作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譬如,“中央美术学院内火烧教具,老教授、老画家被挖出来批斗。浙江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的老教授、老画家也纷纷遭到红卫兵的批斗,许多优秀画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绝大多数画家包括连环画家被赶入‘牛棚’‘接受改造’27”“连环画失去了稳定的创作环境,很多连环画家没有创作自由,画家的主体性和个性被压抑。28”。

 

文化背景。文革10年,出现了十年书荒的出版状态,但连环画却是个例外。文革连环画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66年—1971年,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统治下,连环画创作、出版与其它文化刊物一样基本停滞,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文艺组织机构被解散(中国美协1966年被迫停止工作),文艺刊物停办,部分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受到迫害。“中国美术家协会全体干部和职工下放”五七干校,搞“斗、批、改”29。二是1971年至文革结束,周总理就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指示要尽快恢复连环画的编创出版。于是,1971年下半年起,美协、各类文艺机构及出版社的工作慢慢恢复,连环画作再度问世,在这样的环境、时势下,停滞多年不发表、出版的连环画家,包括本书的探讨对象——郭同江,再次投入到连环画创作当中。当然,这一阶段的连环画创作虽然显得繁荣,但“集体创作热,题材内容政治性、艺术手法公式化和艺术风格类型化的样板戏对连环画发展状态,出版数量巨大,呈现繁荣假象。30”

 

文革中的郭同江

东莞画家黄泽森曾在《郭同江的乡土情结》一文中提到了文革中的郭同江,“老郭成了名人。当然也逃不掉同代名人都有的命运,历史给他的挫折。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我曾在县文化馆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他在画高山、画松树、画红太阳和红卫兵长征的队伍,用一支驾御生活的笔去画空洞和迷茫。31”这与郭同江的儿子郭振洪告诉笔者的情况相当吻合:郭同江作为一名出身于农业县下辖村的农民,在文革中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像其他一些画家或知识分子那样受到迫害,尽其量是画些创作组的作品等。可见,他是幸运的。作为一名紧随党政步伐的农民,他在文革中与众多连环画家一样,受文艺黑线专论的影响,先是停滞多年没有发表作品,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文件下,又开始新一轮连环画创作和发表,如《兄弟队》(1972年)、《一张预算表》(1972年)等。

5、1977-1985年  以新的面貌再创辉煌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十年浩劫结束;接着,一个崭新的时代——改革开放——到来。艺术家们在接受新的外来知识中,纷纷重新投入到创作中,郭同江亦然。1977-1985年,郭同江一连创作了若干部连环画,兢兢业业,在连环画事业上以新的风格再创辉煌。

 

政治背景。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十年浩劫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中国社会重新回复到正轨。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一系列的开放、改革,在随后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化背景。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娱为工农兵服务”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同时提出随着新时期阶级结构的变化、文艺服务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党的斗争任务也不同了的新问题。党中央在1980年7月将文艺路线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调整的理由是:“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她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邓小平论文艺》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从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重心转向“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改革开放大潮使美术界不断引进、介绍欧美现代艺术和前卫艺术,连环画以外的其它艺术领域日益浓重的创新思潮和现代艺术思潮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全新的创作思路。

这期间,新中国连环画步入第二个黄金时期:表现手法、风格流派很多,为前所未有的繁荣。

 

郭同江身份的又一次转变及其连环画的创作情况

1966年文革的爆发导致中国美术家协会停止工作,直至1971年恢复;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美协工作正常开展,地方的协会在中国美协指导下纷纷发展起来;其中1978年东莞美术家协会成立,郭同江被推荐为东莞市美术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1978年,他又当选东莞县人大常委委员(后续任第七、八届),政协常委(后续任第六、七、八、九届),文化馆副馆长,文联副主席。随着新文艺政策的发展,各种专业文艺协会分科加细,相继成立,譬如于1979年中国美协选举第三届理事时郭同江悄然退出,并以中国美协会员的身份取而代之的走入更专业的圈子——中国连环画研究会和广东省连环画研究会:1983年中国连环画研究会成立,郭同江被选为常务理事(后续任第二、三届)。1984年广东省连环画研究会成立,郭同江被选为常务理事(后续任第二、三、四届)。可见,随着美术事业分科的细化,郭同江在这个时期被合理地归入到更专业的领域中。这是社会对他专业创作的认可与其人生在新时期的进一步选择结果。

1977-1985年,郭同江步入知天命之年,郭同江对艺术的感悟、感知正如他的年龄一样,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连环画《故事员的故事》(1978年)、《管水员》(1979年)、《红楼奇斗》(1982年)、《蒙面女侠》(1982年)、《一条珍珠链》(1984年)都是这10多年的成果,这些作品创作笔法娴熟、时代风格的彰显以及淳朴的个性特征,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可能年迈的原因,加上1985年连环画出版业的骤然没落,使得郭同江在他这一连环画第二黄金期的创作显然比五、六十年代少了许多。

 

6、1985-2003年 晚年潜心于国画创作与东莞美术事业

1985 年后,随着80 年代中后期连环画事业的低迷,65岁的郭同江于1990年一套《好队长》结束了一生的连环画创作生涯。

 

社会、文化背景。文革中后期,由于政府对连环画的支持,使得连环画在20世纪70年代中上旬相对于其它的美术门类,有了发展的可能性,而且,相对于国油版雕等美术门类,这受众面更广,同时受到出版业的支持,可以给予创作者不斐的稿费(举例:1979年创作一幅连环画的稿费约2.50元,到1983年涨到50元一幅,1983年后甚至涨到50元一幅)。于是,众多国油版雕领域的艺术家都纷纷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但参与不齐的队伍,加上连环画创作、出版的诸多不良风气——为赚稿费急就章,质量下降,题材重复,不贴近群众需求,使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日中天的连环画事业渐渐步入低迷;同时,电视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普及;85新潮和外来新思潮的影响;其它出版物的复苏出版等,都无形中导致了连环画的没落。1985年是尤其明显关键的一年,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毕业生宛少军在《1985中国连环画的历史困境》一文中对1985年前后连环画的出版数据作了一个统计“1980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增加到1000余种,4亿余册,有些连环画的印数初版即高达百万册。1982年出版2168种,8.67亿册,平均每种39.99万册。此后的两年中,连环画的发行量均达到了较高水平。1985年出版3018种,发行8.16亿册,平均每种27万册。”“相反,1986年开始大跌,品种跌至1995种,印行册数跌至3.11亿册,平均每种6.68万册;1987年跌至1248种,印行0.79亿册,平均每种6.37万册。以1987年和1985年相比,1987年的品种、册数和平均每种册数各为1985年的41.35%、9.68%和23.59%,品种减少了58.65%,而册数锐减了90.32%35”。可见,1985年后连环画业明显没落。

1985年后,随着连环画的没落,中国油画、国画、新水墨、设计、摄影、影视等却异军突出。油画界用了10年时间将西方近代用了百年走过的油画史走了一遍;中国画方面张仃与吴冠中就国画笔墨问题的追根究底;设计在计算机迅猛发展的时代产生了五花八门的意念;影视随着数码技术的开拓,出现了实验短片、微电影等艺术形式。一个确确实实的“百花齐放时代到来”。

 

郭同江的经历

1985年后,随着80年代中后期连环画事业的低迷,65岁的郭同江于1990年一套《好队长》结束了一生的连环画创作生涯。完成连环画《好队长》后,郭同江主力于东莞美协事业,并潜心于中国画的创作。1990年至2003年,他创作了大量的国画作品,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具体可见于他1994年由东莞市文化局、市文联、市美协举办的“郭同江画展”(在广东省美协文德路展厅举办),1994年“郭同江从艺45周年画展”(在广州岭南画派纪念馆举办),2009年的“郭同江画展”(在岭南美术馆举办),以及他的作品集。从这些展览和画册的作品,不难发现:1985年前,郭同江的国画创作偏向“农民题材”,但1985年后取材更加广。“既有反映当代劳动人民的,也有描绘古代知识阶层的;既有稼穑风物山光水色,也有僧道神鬼才子佳人。可谓琳琅满目,雅俗共赏33”。年岁的增长、心情和对生活认识的不同,都可能是导致风格转变的因素。

1990年郭同江放下连环画的创作工作,潜心于东莞美术事业的发展。他从1978年东莞美术家协会成立始任东莞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一直连任至2003年生命终结,整整24年,他培育了东莞众多的美术爱好者,为东莞人民组织举办了众多的美术作品展和美术培训班、美术社团等,为东莞的美术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0年后,虽然郭同江再没有专门进行成套连环画的创作,但从没有脱离对中国连环画的关注,譬如,2000年他被佛山《佛山连藏》邀请,为刊物题写刊头。2001年9月中旬,应广东省连环画艺术爱好者联谊会邀请,到广州出席该会组织的第三季全省连环画交流大会等。正因为他一生对连坛的关注和影响,2001年11月,由广东省连环画艺术爱好者联谊会策划、制作的“岭南连环画名家系列”中,他们印制出版发行了“郭同江”纪念信封。

可惜,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2003年4月6日,78岁的郭同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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